在全球高级艺术品和奢侈品拍卖市场,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行拥有约90的份额,形成双寡头垄断的格局,并由此获得了全球高级艺术品和奢侈品的定价权。这一定价权背后的重要筹码,一是两大拍卖行“与世界上最富裕的人建立别人所无法建立的纽带”—苏富比CFO威廉·舍利丹(WilliamSheridan)津津乐道的公司核心资产;另一个是拍卖行开放的竞价机制有利于市场筛选出最具价值的投资品,因此它也是奢侈品制造商提升品牌影响力及投资价值的较佳渠道。迄今,卡地亚、蒂芙尼和梵克雅宝等珠宝名牌几乎所有的最高成交纪录都是在两大拍卖行实现的。
对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而言,两大拍卖巨头更是牢牢掌握了定价权,并在2007年的中国艺术品、尤其是当代艺术品投资热潮中推波助澜,将大量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推向海外。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00年前后,一批中国优质企业赴海外低价IPO,在海外完成价值发现再返回国内市场的过程。也许,这是“中国资产”的一种宿命。国外拍卖行的运作经验表明,中国艺术品乃至本土奢侈品牌的兴盛,需要具定价权的本土拍卖行的支撑。
尽管业界一直颇有争议,但拍卖行无疑是奢侈品(包括艺术品)的重要流通渠道,是整个奢侈品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007年,成分调整后的花旗奢侈品股价指数(PlutonomyIndex)将苏富比(Sotheby’s)的名字与四季酒店、蒂芙尼、拉夫·劳伦和Coach等23家奢侈品公司排在了一起。除此以外,2007年年中,全球奢侈品风尚的权威机构《罗伯报告》(RobbReport)推出的全球奢侈品指数,以及较早前美林的生活风尚指数(MLLifeStyleIndex)均把苏富比纳入其中。第一只艺术品对冲交易基金(ArtTradingFund)同样把苏富比列为对冲风险的主要公司之一。苏富比的名字屡屡出现在众多奢侈品投资基金、指数的成分指标之列,这不能不算是对其奢侈行业属性的某种肯定。
根据全球艺术品拍卖价格网站的跟踪记录,2006年全球9200场高级艺术品拍卖会中,佳士得(Christie’s)和苏富比举行了842场。尽管只占到了拍卖场次的9.15,但两大拍卖行的高级艺术品拍卖收入之和却是全球总额的76。两大拍卖行作品的平均成交价高达91805美元,而其他所有拍卖行的平均值仅为7156美元,他们几乎是高级艺术品拍卖交易中的“霸主”。2006年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行的成交额逾75亿美元,轻松超过了上世纪最后十年交易量的总额。以现场拍卖的方式,佳士得和苏富比几乎控制着全球高级艺术品及奢侈品拍卖市场90的份额。
两大拍卖巨头掌控奢侈品投资定价权
佳士得和苏富比已是奢侈品(包括艺术品)的重要流通渠道。更重要的变化在于,拍卖行的拍品已不完全是“二手货”。1986年以前,拍卖行经手的珠宝几乎都是二次流通的,但其后,由于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开始热衷于通过拍卖行进行交易,因此从这年开始,苏富比和佳士得同时开始拍卖各珠宝品牌刚刚上市的新品,其珠宝拍卖成交额迅速增加5倍。截至上世纪末,从单颗的宝石到成套的珠宝首饰,超过1/3在拍卖行流通的珠宝为新品。今天,卡地亚、蒂芙尼和梵克雅宝等珠宝名牌几乎所有的最高成交纪录都是由两大拍卖行实现的。利用拍卖行这个渠道,奢侈品牌珠宝商不仅成功售出商品,迅速回笼了资金,同时也借由拍卖行的高知名度和高曝光率大大提升了各自的品牌影响力。这也正是拍卖行作为流通渠道优于零售门店的长处之一。
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市场的垄断,两大拍卖行还掌控着具有投资特性的奢侈品的定价权。2000年-2001年间,这两大拍卖行在美国就因被指控勾结操纵市场价格而上了法庭。
也正因这种定价权,一些奢侈品公司也力图向拍卖行扩展。1999年,LVMH就试图收购苏富比,以失败告终之后,LVMH又斥资约6000万-1亿美元先收购了伦敦的菲利普斯拍卖行(Philips),后又将总部在日内瓦的德普瑞和卢森堡拍卖行(dePury&Luxembourg)收入囊中,合并为“菲利普斯、德普瑞和卢森堡拍卖行”(PhillipsdePury&Luxembourg),使之成为全球第三大拍卖行。由于适逢世纪之交艺术品市场的小低潮期,再加上菲利普斯管理混乱(比如2001年,菲利普斯拍卖两件艺术品时开出保底的3亿美元价码,而拍卖的结果却不到3亿美元的一半),LVMH没能帮助其在两大竞争对手遭遇丑闻困境时拓展市场份额,导致菲利普斯面临着再度重组。2002年,二者分道扬镳。
LVMH由此错失了介入拍卖业的最佳时机。近几年拍卖行与奢侈品行业的关联更加紧密,成为奢侈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在分享奢侈品行业繁荣的同时日益壮大。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的苏富比近五年来股价上扬了331.56,优于同期纳斯达克、道琼斯和标普500的表现(图1)。2007年,尽管受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苏富比三季度利润下滑。但从整个行业来看,不管是苏富比还是佳士得,春秋两季拍卖高峰时,各自的新闻中心都忙于发布令人咋舌的新纪录。佳士得2007年上半年的拍卖总额高达3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上扬了45,创下全球艺术品市场有史以来最高的半年总成交金额,358件作品的成交单价逾百万美元。苏富比2007年的年成交总额也逾53.3亿美元,较上年的36.6亿美元劲增45.63。2007年两大行年拍卖成交金额突破百亿美元大关。据《金融时报》报道,秋拍两周中,苏富比、佳士得和菲利普斯三家拍卖行拍出的印象派、现代和当代艺术品成交总额高达17亿美元,远远超过去年的13亿美元,是2005年的两倍多。
整合画廊强化渠道控制力
为了进一步增强对艺术品市场流通渠道的控制力,两大拍卖行还纷纷将触角向艺术品一级市场—画廊延伸。
2007年2月,佳士得宣布收购在伦敦、苏黎世及柏林设有展览场地的著名当代艺术画廊HaunchofVenison,此举被视为佳士得开拓非拍卖艺术市场,以及战后及当代艺术私人市场的重要举措。2007年11月,HaunchofVenison在纽约的画廊开幕,预示着佳士得由此进入艺术品交易的初级市场,进一步加强对交易渠道的控制力。
拍卖行渠道和投资价值“过滤器”优势的显现以及消费者“盛世藏董”的心态、投资观念的加强共同支撑着拍卖行火红的交易纪录和颇似“坐地起价”的话语权。两大拍卖行在2007年年初步调一致地将原本收取20买方佣金的起征点从20万美元提升至50万美元,而超过50万美元的部分则仍维持拍品落槌价12的佣金比例。这样的调整,除了大幅增加拍卖公司的佣金收入之外,也足以彰显拍卖行对上下游的控制力日益强势。
从佳士得的角度出发,收购画廊可以充分利用其既有的艺术家和买家资源,拓展私人客户。与苏富比之间激烈的竞争挤压了拍卖行的利润空间,而大买家们越来越多地流露出对私人交易的偏好。拍卖行的网络加上画廊的资源,佳士得不仅大大加强了私人业务的实力,同时也连接了通向艺术品一级市场的渠道。
2007年11月,HaunchofVenison在纽约的画廊开幕,使其在纽约、伦敦、苏黎世及柏林四地均拥有了场馆。佳士得迈出了由纯粹的拍卖行向全球艺术品市场拥有更多话语权的操盘手转型的重要一步。接下来,其在曼哈顿的中心地区还将开设另一个场馆。而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东扩,画廊负责人表示希望在中国也能建立据点。
早在1996、1997年,苏富比就先后吞并了AndreEmmerich画廊以及DeitchProjects50的股份。可惜短短一年之后,前者关门大吉,后者的股份尽数出售。2006年夏,苏富比再度收购了一家荷兰画廊。佳士得与苏富比频频出手画廊并不只是简单的巧合,业界将此视为艺术品市场的重大结构性调整,它不仅使艺术家与中间商之间既有的关系面临改变,同时也模糊了拍卖行与画廊之间的界限,预示着整个艺术品市场流通渠道的整合。
发现和提升中国艺术品价值
在发现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值方面,两大拍卖行的定价权尤其突出。诸如张晓刚、岳敏君等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亮相两大拍卖行并成功出售之后,他们的作品在国内拍卖行从估值到成交额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2006年3月,纽约苏富比举行首次亚洲当代艺术品拍卖,张晓刚的“补丁”肖像《血缘系列:同志120号》,被不愿透露姓名的新加坡买家以97.92万美元(约合810万元)竞得,比估价高出了2倍多。这一价格既创下了当天的最高成交价,也成为当时张晓刚作品的最高拍卖纪录。他的另外两幅作品也以超过4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在此之前,根据中国油画商贸艺术网统计的12大拍卖公司(嘉德、翰海、佳士得、苏富比、中贸圣佳、北京荣宝、华辰、崇源、北京保利、北京永乐、北京匡时、北京诚轩)的成交纪录,张晓刚作品成交额均在百万元人民币以下,2006年1月时作品成交前的估值也在30万元左右。随着在苏富比的成功,同年6月,在北京保利和北京诚轩举行的两场拍卖中,张晓刚三幅作品中有两幅的估值超过了百万元,他在2005年创作的作品《戴红领巾的女孩》以385万元的价格在北京诚轩落槌。在苏富比的“发掘”之下,张晓刚的作品价格从此晋级百万元的行列。
张晓刚在苏富比的成功为中国其他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向上突破打开了空间。2006年,张晓刚作品在佳士得与苏富比香港和纽约的拍卖价格均呈上升趋势,在国内拍卖行的成交纪录也是节节攀升。2006年10月,他的《大家庭系列第15号》以1120755美元(约合927万元)的成交价在香港苏富比再创新高。11月,北京匡时国际举行的拍卖会上,张晓刚的四件作品以平均477万元的价格成交,其中创作于1998年的《血缘系列:大家庭》拍出了726万元的价格。
岳敏君的作品在2006年以前也至多以数十万元的价格成交。2006年3、4、5三个月,他的六幅作品先后在佳士得与苏富比拍卖,其中五件作品成交价过百万,最高达到了511万元。在6月北京诚轩的拍卖会上,他的《满天星》和《关系-1》分别以154万元和220万元的价格成交(图2)。
两大拍卖行对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值发现和走向世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图3)。本土拍卖行在此过程中的跟随与被动,足以表明其与两大国际巨头在专业能力与运作能力上的较大差距。它们想要拥有中国艺术品定价的话语权,可能还需要经过几个行业周期的洗礼。